2015年7月，《汉诗》组织七位诗人进藏。有一天在从拉萨去纳木错的路上，我们在花花绿绿的贴纸上写下了很多句子，一路贴在电线杆、石头、木栅栏和桥墩上。我写的一句“牛羊分散，拒绝统一”，诗人毛子是在一个朋友的朋友圈里看到的，当时他还不认识我。后来他跟李以亮打听我，李以亮说我不写诗，但毛子说：“能写下这个句子，就说明他是一个诗人。”这番话是两年后毛子跟我说起的，但这并非为了说明他对我的认可，而是我们最早的接触——他第一次接触我；而我第一次接触他是在去年恩施的一个活动上，那天下午他在夕阳中赶到巴东的大面山上——第一眼我把他当成了诗人余怒。
那时候的毛子，在获得扬子江诗歌奖和屈原诗歌金奖之后，又斩获了闻一多诗歌奖，在湖北乃至中国诗坛风头正健——虽然也有不少人说他写的一直都很主流，“诗歌也没有那么好”。不过，深居于中国四线小城却走到了诗坛一线的他，从那时也或许更早的时间却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深刻的危机感，他写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满意，焦虑显而易见，他失眠，甚至靠吃安眠药才能睡着觉。这关乎诗歌，更关乎他日益感受到的生命状态与写作的关系，就像他在一首诗中所写：可一旦说出，就减轻，就泄露/说，是多么轻佻的事啊//介于两难，我把写作视为切割/我把说出的，重新放入/沉默之中。
时隔一年，今年6月我和张执浩、毛子又去了一趟巴东，还是住在那家酒店，我和毛子住一个房间。聊天到夜里两三点，毛子临睡前吃了一颗安眠药，然后我们各自沉沉睡去。第二天醒来，发现毛子不见了，我大吃一惊，等到处找他时，却发现他正蜷缩在床铺最里侧——他的头和脚竟然颠倒了一百八十度，颈椎有问题的他也不用枕头，两只枕头正躺在他的脚后。把说出的重新放入沉默之中，也就意味着把说出的重新放入述说的这具身体，我看着那皱巴巴的床单，就像看到了“说出的”被放入“沉默”之后的挣扎。
对于写作应该有的一个警惕在于，在写得顺风顺水的时候要看到“顺”中的某种惯性——对自我的模仿，那可能意味着技艺的成熟和自我风格的形成，但更多的则可能意味着“我”的消失和对“他们”的顺从。讨巧式的写作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至今还拥有广阔无垠的市场空间，对于早已沦为小众阅读的诗歌来说也一样。事实上我并非是说毛子的诗歌已经实现了对这种嫌疑的规避，但是我看到了他对这种嫌疑的警惕，他写得少了，有时候干脆就不写了。在中国式的追求创作量和创作质量的悖论中，我依然相信的是写得少很有可能也是写得好的一个门槛——但这并非是刻意为之。
今年春天，我去宜昌给毛子做一个访谈，那天晚上我住在他家中——准确说是住在客厅边隔断出来的一个小睡间，睡在他平时睡的靠窗的那张小床上，窗外是一座越来越繁华的江城，窗内是他的小床和床头的一排书架：阿甘本、茨维塔耶娃、汉娜·阿伦特、荷尔德林、保罗·策兰……我似乎理解了他的危机感。头天晚上，听说我的杯子丟在了火车上，第二天毛子早早下楼给我买了一个绿色的不锈钢保温杯——就像一枚炮弹，冲洗后泡上茶，于是我就跟他一样，提着保温杯随他前往宜都老家。回来后，那个杯子我再也没用过，不是不好，是我不习惯提着杯子到处走。现在那个绿色的杯子就摆在我的桌子上，越来越像一枚炮弹。我喜欢炮弹，是因为我喜欢炮弹爆炸之前的沉默。
尽管年龄相差20岁，但相似的家庭出身使我和毛子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譬如政治、历史、旅行和台湾，譬如女人，每次我们都可以聊到深夜。而更相似的是，我们都有着早年的乡村生活记忆的图景，也都有着曾经很差的学习成绩。跟我一样的是，他的数理化和英语也都很糟糕，只有语文比较好；但跟我不一样的是，我没想到他的成绩会那么差——高考时数学是0分、外语是6分，只有语文成绩全校最高。
没考上大学的他，在会计学校和技校之间选择了后者，在学了两年钳工后被分到宜都农机厂做了一名车工。不过对于怀揣浪漫念头的毛子来说，整天在弥漫噪音、灰尘、柴油的车间做同样的铸件、做完一天鼻孔里都是黑的，这种生活不啻于折磨，于是觉得搞一辈子也没什么意思的他，经常泡假条、旷工。1986年宜都刚成立的史料办公室，想把他抽调去搞写作，但他那当兵出身的厂长无比传统，在改革开放的当时，他连工人戴手表都看不惯，他不同意抽调毛子：“即使你会开飞机，我还是让你拖板车。”血气方刚的毛子一怒之下把套筒、扳手等工具扔进粪池里，再也没去上班，厂里最后把他除了名。
毫不夸张地说，接下来的这一段岁月，如果说在其他同龄人身上显示的是“时间”的话，那么在他身上作用出来的则可称为“传奇”。以我还算见闻广阔的阅历而言，在众多当代诗人身上，像毛子这样从其经历中随举一例即是孤例的人真可谓并不多见，但因为篇幅，这里不再详述他的这些经历。当然，在这一段南来北往的辗转和流浪中，毛子怀里揣着的除了远方还有诗歌，又或者说，对一个向往诗歌却还不太明白诗歌为何物的年轻人而言，远方就是他的诗歌。早年生活在毛子身上所烙下的绝不只是苦难和见闻，甚至已内化成了他的一种人格。就像上次我跟别人介绍说毛子喜欢住宾馆，即使在老家，他有时候也会去宾馆开个房间，毛子马上纠正说是“旅馆”，“宾馆”这个稍显现代却又不像“酒店”和“饭店”那么当代的词语，远不如“旅馆”更能概括他的情结，又或者说这个他早年在南来北往的谋生道路上不断安营扎寨的处所，更接近他的流浪型气质。
毛子对人很热情，尤其是对他看重的朋友更热情。他表达热情的方式之一，就是邀请对方到他所在的宜昌或宜都去游玩。或许在潜意识中，他觉得游玩是一种很隆重的招待，就像他对自己所安排的“在路上”的那种感觉一样，本质上他或许认为这是最接近生命真相的一个路径。这种流浪式的人格，或许让他在骨子里自认为还很年轻，让他自觉比同龄的一些诗人要稍逊一筹。这个“逊”并不全是指诗歌成就，更多的是诗龄和诗歌经历。
毛子的诗歌是望着像张执浩、陈先发、余笑忠等六0后诗人的项背成长起来的，甚至是在朵渔等很多成名已久的七0后诗人面前，他也仍然觉得是一个“后辈诗人”。
尽管最早接触新诗是在高中，但毛子当时的兴趣主要是小说，直到有一次他在新华书店翻到了雷抒雁写张志新的诗歌《小草在歌唱》，看后全身发抖——这是诗歌第一次带给他生理性的感受。不过他也承认当时对诗歌的认识很含混，但从雷抒雁开始，到顾城、北岛，再到他的邻居李燕翔，他离诗歌越来越近。他第一次投稿是给《湖北青年》，“诗不像诗，散文不像散文，就是心灵体会”。他真正动笔写诗，发现自己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是在进入工厂时。那时顾城在他心目中就是神，他的梦想就是弄到一张顾城的照片贴在床头。后来他认识了宜都一些写诗的朋友，一起成立了“傻孩子文学社”。也是在那个时候，毛子在《诗歌报》读到海子，一下子就迷恋上海子——他的诗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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