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十年代之初开始，在文学创作中，当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最前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它看成一种终极真理一样的创作方法时，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向就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写作的一种最大的病症。以此为起点，不少的写作一直在一种近乎迷幻的诱惑中，谋求进入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写作状态，并认为只要具备了现代性或者后现代的因素，就能成功克服古典文学带给今天的沉寂，甚至是惰性，从而进入到更自由的文学创作领域，并坚定地认为，现代主义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具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似乎能使文学瞬间就能实现一个作家对于写作的所有诉求，而且这几乎成为了文学界的一种共识。
在我看来，三十年来文学创作对此的依赖，与其说是对于写作转型的一种期待，还不如说是文学界一种流行的或者时髦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很多八九十年代的作家认为，对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纳入，既是对“文革”十年文学的反拨，也是对失去文学方向的中国文学唯一出路的确认，这像极了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当时对西方的学习和想象，事实证明，这依然有临时抱佛脚或者饮鸩止渴的嫌疑。
其实，在那个时期的创作中，中国作家所信奉的现代主义的诸原则，更多的是一个时代形而上的各种观念和体系的大杂烩。中国作家基本已经不去分辨什么实用主义、物理主义、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福柯了，只要是与现代主义相关的东西，就愿意拿来使用，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支撑，并不断引诱更多的写作者去加以引入和实践，乃至它号召人们退到前现代的状态中，也似乎成为了现代主义应有的特征之一。
今天看来，以上这些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或者一种偏执的信念，因为对传统文化的拒斥和对现代性的怀疑，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成为了两个同样巨大的难题。它们曾经的优点或者优势已经唤不起人们对此所对应的生活的广泛回应，虽然其中依旧具备存在和灵魂必要性之间的对应和确认关系，而且现代主义的主要副产品虚无主义也大行其道了。于是这种文学上断裂式的左右为难，带来的仅仅是更为狭窄的小型叙事，即使当下文学有往文学传统回归的迹象，但它本身所具有的对于宏大叙事的否定，使得文学更加具有私密性和私人化的特性，与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命运越来越远，距离用几千年文化滋养出的中国主体的文学传统越来越远。
我们知道，中国当下文学的文化聚合与创生是有其精神背景的——儒家的中和，道家的本真。但是，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影响甚深，甚至改变了中国文学品性的西方现代主义所产生的个体主义的创作倾向，带给文学的不是写作的多元，而是在现代主义领域的同质化，因为对于个体化差异的迷信，导致了对于国家命运抒写的忽略，当这点被广泛地强调与复制之后，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单一甚至是单调，就慢慢变成现代主义背景下文学创作最主要的特征。这使得有些作品慢慢退出时代文学的江河，成为仅仅属于自己的一个水湾，无疑影响了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这种个体化写作的退守以及恶性复制与循环，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创作手法和内容的后退，更是中国文学精神的倒退。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写作循环造成了写作者对于写作和国家、社会一厢情愿的理想化。这些写作者往往在庆幸自己从曾经的政治梦魇和前辈作家的写作障碍中挣扎出来的时候，在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近乎八十年代才有的那种重新夺回失去的写作理想的喜悦感和自豪感，并在人文主义、思想启蒙和自我认同上，呈现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们的作品尽力张扬着人文精神、生命意识、个体苦难的体验和反思，强调写作的私人化理想，建构新的文学形象，以及拓宽文学的界域，并最终成了促进未来文学发展的一种动力。作为一种象征，他们梦想着自己的文学能够成为其文化想象和自我精神认同的重要资源，并由自己的主体人格进推到对整个文学精神性价值的肯定，从而使中国文学在对人、对人的观念的思考、对人的自身价值的思考方面，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但是，恰恰是对于这点的过分强调，使得他们陷入了一个文学写作的新的旋涡，这就是对于社会人群、时代精神和国家命运的漠视。
这种新的困惑，与其说是个体写作中泛审美文化在作怪，不如说个体主义自然的或者自觉的膨胀，这在当代文学的写作中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当一批文学家力图在消解国家、社会和方法的逆反中获得文学写作的新的力量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文学之根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从而陷入了单纯的个体化感性审美的沉醉，以致沉浸在自我欲望的狂欢中不能自拔。他们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和一遍遍的抒写，最终导致了一种写作的循环，就是对于自我经验的不断重复描摹，对既成的语言、叙事方式的重复使用，因此中国当下文学无力的现状是有其内外逻辑的。他们从现代性写作经验中获得的那种极端怀疑原则、由自我反思体系生出的自恋情结，在今日已经进一步促使他们的写作实践和国家、民族命运的断裂，并且构成了写作者对于自身有限性方面的漠視和故意的隐蔽或者忽视，这就促使当下的文学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写作类型——国家文学的出现。
应该说，国家文学自古有之，尤其是“文以载道”的思想，为中国文学奠定了个体化写作中的国家立场和书写传统，记得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谈到“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可见国家文学很早就出现了。当然，与现在的国家不同，那时候的国家还是以君王为核心的政体，所以对于国家的写作有时候不免要写到君王的德政。待到五四之后，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中国的国家意识才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惊袭之后生根发芽，正像陈独秀所说：“我生长二十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随着国民心中国家意识的逐步觉醒、增强，惯于从国家立场取景和书写的中国文学便以启蒙及救亡的角度开始了新的航程。
时至今日，国家文学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依然是个问题。国家虽然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但是，国家在不少文学家那里，似乎一直是他们创作中的一个难题，一个障碍，似乎已经慢慢成为他们写作中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最大特征就是缺少对于国家的热情，缺少发自内心的歌颂，甚至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去看自己的国家，而且这种怀疑很容易造就更大一批对于国家的怀疑论者，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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