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其哲学对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产生了极大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从对现实生活材料的经验出发，崇尚人神合一的“神人论”，观照“人”和“人”存在的世界，积极探索人生奥秘，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怀疑论色彩。陀氏宗教哲学体系的建构始于《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完成于《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并没有对“上帝存在”的问题给出完美的答案，最后他只能以超逻辑的爱解决人生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深化、丰富了对神学中“上帝存在”命题的理解，对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和人生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哲学；宗教大法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致哥哥M.M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封信中指出：“人是一个奥秘，应该破解它。哪怕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也不要说枉费时间。我探索这个奥秘，因为我想成为人。”探索人生奥秘，寻求人生价值，以及对造物主的思考，这贯穿他宗教哲学思想始终。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文学家，但是其小说的思想性奠定了他存在主义哲学先驱的地位。他善于将深刻的怀疑、思考变成小说笔下的人物之间观点的碰撞，而这种观点碰撞与其说是一种简单的修辞术，不如说是一种对无限世界进行可能的感性切分的“复调”。其中经常出现大段的议论性文字，如《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论”，《群魔》中基里洛夫的“神人”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的自然反神论长诗《宗教大法官》。总而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哲学的核心就是思考“上帝存在”，以及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类可能的生存形态。正如他所说：“那个根本问题体现在生活的所有方面，正是它——上帝存在的问题，有意无意地折磨了我一生。”
一、地下室人及其精神变体
作家生活的十九世纪，俄罗斯在内忧外患中面临着国家的道路选择问题。十九世纪30到40年代，俄国知识界内部分化为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前者坚持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全面向西方学习，否定俄国的一切，这显然受到了启蒙理性的影响。而斯拉夫派坚持走俄国自己的道路，在俄国历史中发掘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东正教教义，借此唤起民族自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经宣称自己是一个斯拉夫主义者，东正教思想是他整个哲学的基石。不过，他同时也接触到大量欧洲文学书籍，引起了对上帝存在问题的一些思考，这也是其宗教哲学复杂性的原因之一。1845到1849年，俄国产生了宣传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参与其中，后来小组被当局查处解散，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其后又改为流放西伯利亚。这一段经历成为其哲学思想的转折点，让他从关注具体的人、卑微的人的苦难走向一种形而上的“人的生存问题”。
陀氏早期作品保留了浓厚的东正教传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者，每一个人身上都具有上帝赋予的生命与价值。这样，人的存在都可以从中发现上帝的影子。而从《死屋手记》开始，作家才第一次走进犯罪题材，他对于一般的人道主义题材只是按照老习惯偶尔为之，现在他喜欢的主题变成苦役犯，这正是超人思想的诞生点。这种思想来源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自己在西伯利亚的苦役生涯的经历，这段岁月中他接触到很多苦役犯，体会到俄国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人的扭曲。在《死屋手记》中，“地下室”人只表现出一种可能状态而，但是依然可以发现一些“超人”意识的因子：“强者一无所获地逝去了。”
《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诩的巅峰之作，这里地下室人的形象得以真正确立。地下室人指在“描绘人意识和潜意识的低级结构以及某些人的精神结构”。他们否认既有价值，否认“欧几里得几何学”，比休谟式的怀疑更为彻底。例如对“二二得四”这种普遍必然的质疑，本质是人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世界之间的裂痕，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和无限相比，一和一万，哪有什么大小之分呢？”康德指出了认识论绝对的裂痕，他将人类无法认知、无法确定的事情通通归入“物自体”的范畴，人依靠先验判断而活，这样就避免了走入绝对怀疑论的迷途。地下室人恰恰否认对人的抽象唯理态度，否认友谊的，有利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健康思想的特质的人存在。采取彻底非理性，放任态度否定个性，否定既有的规律，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人先验判断的合理性，进而走入了人类的“蚁穴”。
二、“神人论”：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
从《罪与罚》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透露出一种“超人”哲学思想。从今以后，他几乎不再关注对苦难的社会现实的思考，而是关注犯罪与罪犯的问题。他坚持认为，这些罪犯有更“不平凡”的思想，这才是“流动的现实”：“这些苦役犯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让我觉得，至今仍然觉得，他们似乎有权利蔑视我，而我也不由得在他们面前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如此软弱，如此（说起来可怕）平凡呢？”
波诺马廖娃将陀氏后期五部主要作品——《罪与罚》、《大罪人传》、《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蕴含的神学哲学倾向总结为“走向更高的生命合一”，实际上就是“神人论”：追求完满道德，却经由犯罪实现，人和世界的复杂关系让主人公总是一种“将来的人”，人的可能存在状态，一种人和神的结合体。例如，《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发表过一篇《犯罪论》，他因为穷困潦倒，杀死了借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因为在主人公眼中她们是社会所不需要的“臭虫”，只会放高利贷剥削人民。这里蕴含了“拿破仑”思想：强者获得一切，是上帝的“选民”，弱者只能被淘汰或者被消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总是經历善恶的斗争，最终他选择听从良知去自首。在尾声里主人公向索尼娅忏悔，获得上帝的拯救，不过这种结尾突然性的忏悔只是作家对善恶力量的一次人为调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超人”哲学。
在《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人物基里洛夫阐述了著名的“神人论”。基里洛夫是一个思想异端的工程师，他坚持认为，只有自杀才能证明人的自由意志：
我不明白迄今为止，一个无神论者既然知道没有上帝，为什么还不立即自杀？认识到没有上帝，而又不同时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上帝——这是荒唐的，否则就一定会自杀。……我还是一个身不由己当了神的人，我很不幸，因为我必须表现出我能够为所欲为。所以人之所以不行，就因为大家都害怕为所欲为。……但我一定要为所欲为，我必须确信我不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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