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催生了我国生态文学创作的长足发展，徐刚作为国内生态文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其创作历程不仅折射了我国近三十年来生态文学的发展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内生态文学的创作特点、创作困境与发展趋势。在这个生态化建设新时代，全面审视徐刚作品及蕴含其中的生态思想对于繁荣我国生态文化创作、发挥文学教化人心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学；徐刚；《守望家园》
“大自然的风告诉我们的先人：造物主造你，就是要你立在地上，经历寒冬，守望春天。”
——徐刚
生态文学多指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核心内涵来进行艺术创作的文学作品，源起于美国，它是伴随着无节制的工业文明所诱发的生态危机和生态文化成长而催生出的一种文学形态，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体裁是我国早期生态文学雏形，1988年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以理性视角回望了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这部被誉为我国生态文学奠基之作的报告文学颠覆了人们对于森林与自然的传统观念，更直接推动了我国宏观林业政策的修改和国内生态文学创作的发展。徐刚本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先驱”和“中国环境作家第一人”[1]。其后二十年间，他日复一日专注于生态文学写作，《绿色宣言》、《守望家园》、大地三部曲等佳作频出，硕果累累，成为我国“生态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生态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守望家园》一书更被相关学者誉为国内生态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2]
徐刚本人及其作品与我国生态文学发展相交相融，共同成长。其作品中生态视角的转变和生态思想的渐趋成熟，也映射了我国生态文学近三十年间的曲折发展，以时间脉络纵向梳理徐刚的相关作品，深究文本，不难窥见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内生态文学创作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起步晚，发展慢，未成气候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以抒情散文式的笔调呈现了DDT这一新型化学杀虫剂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影响，犹如狂野中的一声呐喊揭开了全球范围内浩浩荡荡环保运动的开展和生态文学创作。彼时的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迷雾笼罩下，人们乐观的将生态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的独有产物，这股强烈的文学思潮未能撞开紧闭的中国大门。直至1987年的那场熊熊大火，不仅使我国1800万英亩森林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更燃起了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子心，徐刚请了一个多月的创作假远离城市，走进森林，日夜兼程，不辞辛苦遍访中国几大林区，真实还原我国森林植被破坏现状。
《伐木者，醒来！》一文激起千层浪，随后，大批怀有生态智慧和生态责任感的作家揭杆而起，主动加入生态文学创作队伍，对我国现存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描述和深刻反思，为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奔走呼号，充盈生态文学艺术宝库，使我国生态文学创作走入全新阶段。不仅在文学作品数量上初具規模，表现形态也日渐丰富，如生态小说《沙暴》、《天猎》、《老海失踪》；生态散文《大地上的事情》、生态戏剧《野人》；生态诗歌《事件：棕榈之死》、《哀滇池》等等。徐刚十年后的巅峰之作——《守望家园》（1997）也以较之以往拥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内涵，综合运用生物学、物理学、天体学、考古学、宇宙学等多学科知识以全景式扫描对海洋、土地、江河、森林、生物物种、宇宙进行道德关怀。
尽管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已迈出历史一大步，但与美欧等国家相比，无论在作品本身的现实影响还是相关的学术研究都仍有较大差距。国内生态文学创作是作者们出于心系民族命运这一崇高使命感下的自发行为，国内外交流的匮乏，使得我国生态文学创作起步晚，基础薄弱。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始终难以跳出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大圈，如戏剧、童话、诗歌等具有进步空间和潜在价值的新型文学样式还尚未开发，而在代表性著作上，步入新纪元后，国内相关作品大都乏善可陈，再未出现能与《守望家园》相抗衡的鸿篇巨制。有关的学术研究亦徘徊不前，至今，生态文学还处于一种边缘显学的尴尬境地中，理论定义尚还模凌两可。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生态文学创作还未成气候，前路漫漫，未来发展任重道远。
二、情感有余而感染力不足的文学创作
“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泪水。”
八十年代的中国，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下对自然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掠夺破坏，这场现代化繁荣泡沫表征之下是无以复加的生态恶化。《伐木者，醒来！》真正打开了国内生态文学创作大门，而报告文学的纪实体裁限制，使笔者们多集中于对生态危机的揭示和对社会现实领域的猛烈抨击，情感炙热充沛。“阳光和月光下的盗伐之声，遍布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同胞砍杀的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肌体、血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天天在流血的国家……”[3]等文字如同杜鹃啼血般的警世之音，刺激着世人的细胞。《守望家园》中，作者引经据典，博古通今，以详实数据向人们展示了森林之根退化、物种急速衰减、海洋疆界奔溃、地质灾害频发、河流干涸枯竭之后地球满目苍夷的凄凉景象。“我想跪下，在这中国北京的夜半时分，跪倒在遥远与并不遥远的河流面前，忏悔并且祷告：圣河啊，什么时候喝你的水同时又浪费、污染践踏你的人，也会神圣起来呢？”[4]更直白表达了作者对水域污染，水资源紧缺现状的担忧和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不满。
正是报告文学对新闻本性的坚守，才能以血凌凌的真实呈现力透纸背，这种写作模式亦成为我国生态文学创作的主流模式。作者们于一串串惊人数字中饱含对物质文明发展所激发的人性贪欲深恶痛绝，满腔热血跃然纸上。虽能起到一定震慑效果，但时间久了，数量多了，单一的文学体裁和怵目惊心的表述轻则导致人们的审美疲劳，重则使人麻木，失去阅读兴致。大量数据的堆砌和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等海量专业名词的运用，诸如“我不能想到每一条河流的流出之初与入海口的流出之末/流出之初也是流出/流出之末也是流出/流出之初便是流出流出之末了/流出之末也流出流出之初了/人好问为什么流出？流出便是流出/流出了就流出了。”[5]等绕口令般的行文也多添了文章的晦涩难懂，这无疑成为横亘在大众读者面前的一道阅读屏障。同时，对客观现实的呈现也限制了文中叙事角度，作者必须站在绝对客观视域内还原真实生态原貌才足具说服力，平铺直叙的表述大大削弱了文章感染力，第三方的客观视角虽震撼人心、但却不够亲切自然。在今天这个危机四伏风险社会中，现代人生活在重重高压之下，人们对卢梭《瓦尔登湖》中描绘的那般“诗和远方的田野”寄予无限期盼渴望。也许，换一种写作模式，我国生态文学将迎来一个全新伸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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