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冬，女，青年作家，《ONE·一个》常驻作者。
我爸的爱就像博物馆展厅里的冷气，不开则已，一开起来就让人瑟瑟发抖。大概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爸突然想好好爱我一下，他抽出一下午的时间，先是给我买了一条我根本不喜欢的裙子，又买了一个和裙子根本不搭的小包，紧接着带我去看电影。由于在劝我穿上那条我根本不喜欢的裙子和背上那个和裙子根本不搭的小包上花费了太多时间，等我们到电影院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电影可供选择了。但是我爸的爱丝毫没有退却，他十分潇洒地买了两张离开场时间最近的票，还买了两杯巨大的饮料和一桶巨大的爆米花堆到我怀里。那是1997年的夏天，我作为那个夏天唯一的“圣诞树”艰难地挪进了影院。然后我发现，座位在第一排，而影片的名字是——《天崩地裂》。我转头看看我爸，我爸也转头看看我，说：“哎呀，没有别的选择了嘛。”
主任什么的。只有我的音乐老师有幸逃过一劫，正在家中吊嗓子，准备赈灾晚会上的曲目。一般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把这类经历称作童年阴影，求个阴影面积也就罢了。然而我恰好又是一个非常热爱小题大做的人，于是这部影片就成了我的童年黑洞，在我之后的人生里不断地吞噬着优雅、从容、冷静、睿智等那些本应该在我身上大量存在的东西。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便觉得腿脚发软，无论看到什么动物都觉得它行为异常，看到谁都觉得这个人印堂发黑。往天上一望，就连云朵飘散的速度也非同一般，一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一个儿童被一部电影吓得神经兮兮，当然要怪一下分级制度的缺失。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和该儿童的无知是分不开的。毕竟那个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即便在小学生里也处于低幼水平。在如此胆战心惊地过了3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我所在的城市既不在地震带上，也没有分布任何火山锥。如果整个地表是一张坑坑洼洼的脸，我的家乡正好在皮肤非常光滑、平整的部分，连毛孔也看不见，让人十分想热烈地长久地亲亲它。
事实上，我的童年经历中，唯一和自然灾害沾边的就是某一年的台风。那次台风在海上形成的时候就气象不凡，据说登陆了以后更是不得了，全市的中小学都因它停课放假。我既害怕又兴奋，在家里裹着棉被思索了一整套逃生路线。结果台风临门拐弯，对我市最大的影响仅仅是上厕所的时候，厕所窗帘被吹开。
升入中学以后，我脑袋里的被迫害妄想就大大减少了。一方面是因为作业突然变多，让我不再那么无知；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业突然变多，根本就没时间想别的。但是我对灾难片的恐惧却丝毫没有减少的痕迹。我完全想不明白，拍摄和观看这些电影的人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这长达100多分钟的惊吓，除了治打嗝还有什么别的功效吗？
2004年，影片《后天》上映，它描绘了全球即将陷入第二次冰河纪的故事，以逼真、恢宏的好莱坞特效树立起灾难片的“视觉新标杆”。当然，以上这些是官方的说法。用民间的说法来讲，这部美国大片真是好爽、好刺激。朋友们纷纷约我一同去观影。我刚刚学完鲁迅的几篇杂文，便义正词严地回复他们说：“这爽快我不要也罢。”
我当然不能和他们坦白我是因为害怕才不去的，再好的朋友也不行。因为青春期的时候，我只想着做个cool girl。叛逆很酷，忧郁感伤也酷，但是害怕肯定不酷。不只是我，大家都这样。有一阵子，班上甚至流行一边吃饭一边翻阅法医鉴定手册。里面青青紫紫、奇形怪状的尸体照片让人无法直视，但是受不了就是不酷、看吐了就是输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情虽然不可理喻，倒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在追求酷、追求刺激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力将自己丢向未知。用現在流行的说法，那一时的莽撞，也许正是突破、扩大自己舒适圈的绝佳助力。有些事情，在最初的时候没有勇气去做，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变得越来越难。15岁的我思来想去，最终也没有去看那部电影。现在我快30岁了，仍然是一个拒绝看灾难片的人。有时候我会想，如果15岁的时候没有退缩，现在的我会不会成为一个更勇敢的大人？
其实不管是15岁还是30岁，被我称为“童年黑洞”的那部电影，早就已经吓不到我了：情节老套，场景特效更是跟开玩笑似的。真正根植在我心里无法消散的，是绝望、无助的情绪，以及对周遭环境信任感的突然丧失。真正让我恐惧的是“感受恐惧”本身，灾难片不过是它的一个载体。可以说，拒绝灾难片，本质上就是回避自己的恐惧。
但是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回避”，倒是会出现越回避越躲不开的状况。就如墨菲定律总结的：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2007年，我离开家乡到成都上大学。人们常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走不了的城市”，没想到这句话对我差点就一语成谶了。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教室前方的投影幕布突然开始剧烈晃动，仿佛有一只大铁球一次又一次地撞向这幢老旧的教学楼，直到把它拆了为止。有人像草原上的某种动物一样发出短促的惊叫。但是更多的人只是张着嘴互相看着彼此，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我的大脑和现场一样凌乱，直接抱着头躲到桌子下等待这一切过去。但是剧烈的摇晃一直没有停止。摆在桌子上的玻璃水瓶从桌子的一侧被震到另一侧，然后自由落体，“啪”的一声碎在我面前。我如梦初醒般探出脑袋来看了一眼，才发现教室里的人已经差不多跑光了——这时候，我心中掠过的词语不能写在这里，因为那确实是一句脏话。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紧接着我疯狂地冲出教室跑下楼的速度，一定在我的个人历史上破了纪录。
但是朋友们，这并不是我要说的灾难。教学楼被震裂了几道口子，但还是坚挺地矗立着。大家稀稀拉拉地向操场走去，就好像这不过是一次没有预警的消防演习。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一场地震到底有多严重。
我要说的灾难——活生生、血淋淋的灾难片就发生在我眼前这片象征着安全的操场上。喇叭响了，大家赶忙凑过去侧耳倾听，结果就听到校长操着他那口标准的“四川普通话”宣布：“同学们，据最新消息，我们刚刚经历的是一场地震！”人群中发出笑声。然而当广播说地震的震中在汶川，震级高达8级时，我的余光便注意到一个鹅黄色的“物体”瞬间跌落在草坪上。我认为那是一个“物体”，因为“它”的下落没有一丝犹豫，或者说没有一丝生命力的支撑。若不是草地是软的，“它”也是软的，“它”一定和我的玻璃水杯一样会摔得粉碎。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才发现那是一个穿着黄色连衣裙的女生。她瘫坐着，一只手勉强撑在地上，一只手握着手机，不停地按着那个重拨键。地震以后，信号中断了。但是谁能知道，电话到底是为什么无人接听？我出神地望着这个女孩，大概有10秒钟的时间。她没有发现我的凝视，自然也没有看向我。然而她的焦灼像一把锋利的小刀直刺我的眼睛。10秒钟后，我就忍不住转过脸去。但是10年后，我仍然记得她的脸。
接下来，余震不断，电视里的灾情报道也一直滚动播出，丝毫没有停歇。我穿着球鞋靠在床上，随时准备逃跑，眼睛却不得不看着这真实上演的“灾难大片”。我希望自己尽快麻木，因为麻木让人感觉安全一些、快乐一些。但是那个鹅黄色的身影总是在刺痛着我的心。那10秒钟的无声画面比所有砸重金打造的灾难大片都更能震撼我的心灵，就像多煽情的台词也比不过手机里那条最后也没有发送成功的短信，多恢宏的场景也敌不过散落着课本和球鞋的废墟。因为她是真的，他们都是真的。他们真的再也不能见面了。
也许有一天，我不再害怕灾难片中特效营造出来的恐怖场景。但是我没有办法确定，自己能否直面那些过于浓烈的情感、过于残酷的瞬间。在爱情片中，分开就是分手；在灾难片里，分开就是永别。
不过恐惧这东西始终都在那里。不管去不去看它，我们总有一天会见面的。希望到了那个时候，即使发抖，即使流泪，我也会睁开自己的眼睛，注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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