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博兴县北朝时隶属古青州。博兴县博物馆馆藏佛教石刻造像中既有青州本地造像的风格特点，也发现有明显的河北元素，如双身像像座与神王像座。博兴县博物馆馆藏太子像与上海博物馆馆藏太子像具有极高的相似度，纵观山东各地出土的太子像，是青州造像对河北定、邺地区思惟像的吸纳、融会与本土化改造的产物。博兴县博物馆馆藏龙华寺遗址出土北朝菩萨立像，据分析该像的身和座应属于不同的造像，不宜组合在一起展陈。
关键词：河北元素；太子像；龙华寺
山东省博兴县博物馆一楼有两间对外公开展示藏品的展室，陈列有不足百件当地出土的佛教石刻造像及残件，其中既有青州龙兴寺造像之风格特点，也可见部分河北定、邺两地造像的流行元素。另馆藏数量不详的金铜像及白陶像，已先后由该馆编写专文出版，故不在本文论述，可参阅张淑敏《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白陶佛教造像》、丁明夷《谈山东博兴出土的铜佛造像》等文。
博兴县比邻青州市，北朝时隶属古青州。博兴县博物馆的馆藏中有很大一部分造像显示出浓郁的青州本地造像的风格特点，如北魏正光四年（店子、利城出土）造像（图1）、东魏武定四年（曹王、东鲁出土）造像（图2）、北朝（博兴出土）造像（图3）。这三例造像均为一佛二菩萨的背屏三尊式造型，在青州历年出土石雕造像中不乏大量类似造像。此外，博兴县博物馆馆藏出土造像中有一类深受萨尔那特风格影响的单体圆雕造像，在青州龙兴寺遗址造像、诸城造像、临朐明道寺遗址造像中不乏相同类型。图4～图6三例均为博兴龙华寺遗址所出土，博兴县博物馆标注为北朝，但几乎均可定为北齐。
博兴县博物馆馆藏造像中明显的河北元素有以下两例。一是博兴出土的北齐天保五年造像座（图7），双覆莲双卯眼，刻有发愿文，虽未见像名，但其形制显然是双身像的像座，并可推测为双菩萨立像，是河北北朝造像的流行题材。河北定、邺两地历年出土造像中双身像频出，常见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双菩萨（观音）立像、双思惟像等，如图8所示的河北省博物馆馆藏唐县大寺城涧村出土北齐天统三年邸道洛造双观音菩萨立像。青州造像以龙兴寺造像、诸城造像、临朐明道寺造像等为代表，鲜见双身像。拙作《古像甄源——北朝造像异地流通考》一文曾论述山东省博物馆馆藏惠民县出土小型白石造像，大部分是河北定州的造像成品流通到山东境内。而博兴的这件双身像像座，笔者个人推测是受河北定、邺风格造像影响，在青州本地雕造的双身像。因为从制作工艺来讲，河北北朝小型石像以背屏、像体、像座一体为绝对主流，即当地百姓至今俗谓“靠背佛”，少见分体类型。山东青州地区，尤其是北齐时期的单体圆雕造像，无论是大像还是小像，像底多见榫头，用以插入带卯眼的莲花座，流行分体插合式的造像工艺，博兴当地出土有大量此类像座（图9，博兴县博物馆收藏的部分北朝莲花座）。所以，这件双身像座应可视为河北元素与青州本地特色相结合的产物。
二是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的北朝造像座残石（图10～图12）。该造像座残石的中部设一香炉，两侧两供养人，供养人左侧残余一神王像，供养人右侧残余两神王像，三神王均盘腿坐姿，着靴。神王形象最早出现于北魏晚期，唐以后几乎不见。北朝时期河南巩县石窟、龙门宾阳中洞、河北响堂石窟、水峪寺、山西天龙山等石窟内都雕造有神王形象，单体石雕造像则以定、邺两地造像基座中多见神王像，并成为河北造像的一个重要特点（图13，邺城出土北朝大型白石像座浮雕神王）。西安桃園村也曾出土一件刻有12神王的北周造像石座，但总体来说，神王形象在河北出现的最多。博兴出土的这件佛座神王残石是目前已知山东境内发掘出土并公开展陈的唯一一件神王题材造像座。
再有特殊一例尤需留意：博兴龙华寺遗址1976年5月出土的北齐太宁二年太子像（图14、图15），与上海博物馆馆藏名品天保四年比丘道常造太子像（图16），从外观样貌来看，绝对算得上“孪生兄弟”式的雕塑作品。
博兴太子像像座正面镌发愿文54字：“夫百年难保，知身命无常，高业夫妻，太宁二年四月庚子朔，遂舍割家珍，敬造太子一躯，上为皇帝，下为眷属，七世父母，故□斯石，过现常乐。”上海博物馆博太子像像座的正侧两面镌发愿文58字：“大齐天保四年，岁次癸酉，八月辛卯，朔十九日已酉，□宋寺比丘道常，减割衣钵之资，敬造太子像一躯，普为一切众生，国王帝主、师僧父母，普同斯福。”
北齐太宁二年即公元562年，与北齐天保四年（553），两者相距9年。两像发愿文内容不同，格式相类，笔者曾分析天保四年像是专人雕像、专人书丹、专人镌字，并更换过镌字人，可参见拙作《优劣并在真赝俱存——上海博物馆三例石造像刍议》一文。
两尊造像的整体造型和细节雕饰处理相似度都非常高，思惟太子的项饰、袒露的上身削瘦体态、裙边外翻的处理、裙褶的斜向下垂、裙褶层次与分布几乎雷同。略有不同的是博兴太子像的双腿没有用阴线刻出弧形线条，脚下的覆莲未细雕莲瓣，属惯常的省略手法，留给后期彩绘时描画线条即可，出土时受埋藏环境的影响导致彩绘脱尽。遥想当年两尊造像彩绘后的成品，应是全无二致的。这种造型几乎完全雷同的情形，在北朝佛教美术史上并不常见，就此或许可以推测两尊太子像是同一个雕刻工匠所为，先于天保四年（553）为比丘道常雕造太子像，9年后太宁二年（562）又为高业夫妻雕造同样太子像。至于两像铭文不同，由不同的书丹人、镌字人来完成则是可以理解的。上海博物馆馆藏太子像在馆内展陈时并未注明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具体来源不详，但至少不能排除其在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或临近地区出土的可能性。
上述两尊太子像实应归属于思惟像。中日学者对思惟像多有论述，通常定义为菩萨形象，一手支颐思考，半跏趺坐在筌蹄上的造像样式。所塑菩萨大致可分为成佛前的悉达多太子思惟像和弥勒菩萨思惟像两类。青州地区出土的思惟像，龙兴寺遗址有数件，本文所述博兴龙华寺遗址1件，临朐明道寺出土数件残块，临朐大佛寺遗址出土1件等，总数不过十余件。而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一地，出土的有纪年铭文并可拼合确认的思惟像就多达47件，可见思惟像是北朝河北造像的一大流行题材，并在原太子思惟、弥勒思惟的基础上发展衍生出双思惟、盘龙之树下思惟的河北造像的特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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