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龙父（1917―1979）与王少堂（1889―1968）两位先生合作整理《武松》，其成就与经验值得记取和反思。有文字记述说书以来，只是书台上的表演，艺人不会奢望说书会变成纸质本置于案头，更不要说跨文化、跨语系传播。出版《武松》实现了从口头到书面的艺术形态转换，评话有了变听讲为书面阅读的传播经验。此举打破了知识阶层文化与市井细民文化间的壁垒，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建立起通道。
孙龙父在没有理论准备与经验时被委以越界的工作，却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他从未介入过扬州评话艺术，却日益加深对它的热爱，从《武松》整理起始，进而致力完成《宋江》《石秀》《卢俊义》三部书。他与王少堂先生的交往从身份礼敬、商榷书情到寻找与建立共识、彼此信任，形成了比合作关系更高的交谊；在此过程中他实现超越、展开理论思考，延伸到扬州评话的历史深处。
整理扬州评话遵循戏曲改革的原则，乘1959年国庆献礼的东风出版。整理出版扬州评话《武松》的酝酿过程长达五六年时间：1953年王少堂在南京夫子庙红楼书场等处说书，南京市文化局用一年多时间录音、笔录，记下“四个十回”大书（武松、宋江、卢俊义、石秀，石秀仅最后几段未记录完整）的全部书词；1954年移交扬州市文化处后，又和少堂老人核对书词，更记录整理其《我的学艺经过和表演经验》。
“王派水浒”的整理工作遇到过两道“门槛”。其一是“戏改”，必须整理改造“王派水浒”，使之符合《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体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1958年秋天，王少堂进京参加全国曲艺汇演，老舍在《人民日报·副刊》撰文《听曲感言》，推崇“他的口中没有废字浮词，直录下来就是好文章”，然而直录下来的书达到了“人民戏曲是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的改革要求吗？“王派水浒”来自旧时代，必然沾有封建意識，1958年他被选为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他的态度怎样才有利落实戏改精神。第二是“人才”，配合王少堂整理文稿，须掌握扬州评话的艺术形式，娴熟下江方言，具备丰富的地域文化知识、较高的文学鉴赏与价值判断力，应该有素养却不能有文人脾气，要甘为他人作嫁衣裳，最好年龄上与心理上都甘于以少堂老人晚辈自居，以保证合作愉快。为跨越这两道门槛，中共扬州市委领导组成一个“扬州评话研究组”，开会讨论决定整理书目的重要事项，发挥行政组织行为效能，从大学借调人才，投入整理。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孙龙父（当时不是教授）是不二人选，开始还有苏北农学院的孙佳讯教授，后者并不熟稔评话艺术，参加过几次会就不大介入。孙龙父金石书画诗词兼擅，书法与林散之等并称“江苏四老”，教书不分古代与现代，可谓通才。其时，他四十出头而精力旺盛，家住书场集中的教场附近，去王少堂家十多分钟便能走到。
整理“王派水浒”是自上而下发动，王少堂对革命理论并无深入了解，此际遇在艺人是一次探险，对文人是一个挑战。孙龙父时刻紧张地听命于上级，折中/折冲于说书人、文学理论、领导指示之间—— 上级部门掌控、评话艺术大师与学者合作形成了结构复杂的合力。王少堂做梦想不到，革命文化可以把他说了一辈子的书变成读本；孙龙父从来没有准备过与艺人合作，他偶或去醒民书场听一回书，但根本不会有将它书面化的想象。他们承担的压力很大。
“扬州评话研究组”实行集体领导，起初的整理是在尝试中求认同、求肯定。“武松十回书”开始整理，王少堂的说法、研究组的看法、孙龙父的写法显出错综分歧。当年在南京“打虎”录音，关于武松要不要带“哨棒”，王少堂和萧亦吾就有过商榷。扬州有谁比王少堂更权威，能让老人心服口服？前三回整理稿送交北京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审阅，曲协特地召开了座谈会，对整理的原则和具体细节提出了许多意见。孙龙父、王少堂有章可循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审阅过我们初步整理出来的前三回，给我们详细地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使我们不仅知道前三回的整理还有哪些不够的地方，而且对后七回如何整理，也有了一条明确的路子。”（孙龙父《武松·整理后记》，下引不注）扬州评话研究组保持一致，明确五项要求：（一）认清大跃进时代，古为今用，使《武松》成为劳动人民的精神食粮与通俗读物；（二）尽量保存评话原有的特点；（三）必须具有历史的观点，防止滥贴标签；（四）突出武松勇于反抗、智勇双全的英雄性格；（五）整理本可作为传习脚本与新评话创造的借鉴、艺术的示范。
归根到底，整理的任务是在孙龙父和王少堂肩上。新文化人摆正位置不难，孙龙父低调明确自己的辅助身份；老艺人需要跨越巨大的意识鸿沟，王少堂不容易。孙龙父的文史修养、艺术造诣、扬州方言与地方文化知识、文学史储备，以及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新型知识分子立场，比起从旧世界走过来的老艺人优越，但是他明白，必须尊敬近千年的说书史，中国说书的传统集中体现在王少堂身上和合作整理的“王派水浒”里，他必须有敬畏之心。他们一起学习、研究，讨论、商榷，明确评话基本的美学原则，要达成新的认知：整理本不再限于说与听的接受关系，书面文本将远远超出下江方言区域，目标是口头文学扩大社会化。王少堂其实有认同障碍：他的生命价值在“王派水浒”，随大跃进形势发展，整理的过程必然要很大程度地修动它。
孙龙父在后记中叙述王少堂“始终和整理者在一道研究商榷”。学者用“商榷”这个字眼，就是意味着不同意；“研究”就是要申述道理，以理服人。孙龙父一星期至少去一趟王家，把存疑难决的内容提出来商量。其改动的字句必待少堂老人口头说一说，顺一顺，音节、声口都上下贯通方才定稿。理一理字句乃至小段落，王少堂还容易接受，一旦到“整”改，删节与改写大段的书，二人无法同意彼此，就必须等待更多人开会讨论了。半年的整理过程，“扬州评话研究组”开过几次会议，领导申述原则性意见：正确评价，然后才能去粗存精，防止粗暴增删；解放思想，避免缩手缩脚，保守迁就。真正写定，还得孙、王二人反复商量、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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