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理论为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共治提供理论基础。“国家—社会”理论内蕴着二者的平衡，让党和国家权力实施的恰如其分，又不会过度扩张，在此基础上对公民的自由与权力进行有效保障是这一理论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种矛盾也逐渐激化起来，制度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矛盾、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利益主体结构调整的等问题，亟需在法治基础上实施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发展方略。在党委、政府、市场和社会体系日益完善的条件下，单纯依靠政府或是市场的一元治理结构显然不适应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需要建立多远主体的共同治理模式，这才能更好地满足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
关键词：新时代 党建 共治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F061.1；
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3）03-025-02
共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的重要方略，“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1]，是党的二十大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所提出的要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改进和创新，在不断加强政府领导、民主协商、公众参与等治理过程中构建起各种保障措施和制度，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目的，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基础。本文聚焦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理论基础、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致力阐发新时代共治的逻辑。
一、“国家—社会”理论：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遵循
“国家—社会”理论是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因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有了夯实的基础与前提。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既是分离的、也是联系的，二者产生的缘由、目的、以及民众对其的态度都有所不同。国家的产生以社会为基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撑。“欧洲近代社会思想是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共时性扩张中产生的，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具有密切的关系。”[2]所以，只有搞清楚国家与社会二者的相互关系，才能在治理过程中实现更好发展，避免出现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两种极端情况。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共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社会”理论，其所遵循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平衡，让党和国家权力实施过程中，充分激发社会的治理效能，对公民的自由与权力进行有效保障。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理论逻辑可以概括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在“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新时代命题中，党建与社会的关系并非是主客、先后的关系，而是在领导与被领导中构建的“治理共同体”。在党建与社会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其所要求的是高质量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高质量发展，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實践模式，整合了党建、自治、法治、德治的四维治理理念，其中党建扮演着领导的力量，对于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起决定性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理论中对于传统自治理念进行了拓展，实现了党建与自治的协同，在这一过程中自治既是一个被动员的主体，又是一个自主实践的主体。党建引领社会共治是对公共之善的直接体现，也彰显了“善治”的核心宗旨，这一模式，“一方面需要保证和促进充分的协商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对公民美德的培养。”[3]在以制度治党和依法治国开启现代化建设后半程的新时代，法治的刚性力量是贯穿在党建引领社会共治模式的一条主线，在社会治理中，法制既保障了政党和政府权利实施的公正性，又规范了社会治理主体的行为范式，展现了“国家—社会”良性互动的理性格局。
二、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当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发展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种新的矛盾相继凸显出来，比如制度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矛盾、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利益主体结构调整的问题等，要想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就需要在法治基础上实施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发展方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原有的格局也被打破，国家不能一力承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事务，需要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家体系之外的市场体系，同时培养一个独立而完善的社会组织体系。虽然这样的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不过市场和社会组织体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功能性都在增强。
在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变化的今天，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日益加强，对公共事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和资源，没办法真正地解决各种社会需要。我们必须在党的指导下，各个社会管理机构要形成良性的协作和互动，形成多元化的治理力量。基层治理是指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在基层党组织的指导下，通过协调、协商等手段，实现公共利益的协调，实现城乡基层公共事务的协调。在基层治理中，一方面要注重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构建大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社会；
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领导，使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在紧随时代发展潮流的过程中，积极推进社会中各要素的积极合作和参与。
基层治理在新时代中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在基层社会中的战斗堡垒，是我们一切工作发力点，承担着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重要责任，担负着党员干部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使命。顺应时代要求，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到基层组织，基层是最容易发生发展问题的地区，也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地区，解决好基层的问题，就是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时候基层党组织就要站出来发挥自己的引领作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带领基层党组织协调处理问题，积极寻找自身问题，强化自身建设。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完善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群众中的模范先锋作用。
在实现基层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正确把握发展活力与保障稳定的矛盾。在机制的构建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在于对与之相关的治理体系的坚守与完善；
从基层实际出发，关键是完善工作制度、增强政府主体素质、推进政府治理效率，这四个方面组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共享共建共治的框架结构。通过强化党的政治组织，以优质的党建工作来引领有效的社会治理，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克服基层社会中党建虚化和弱化的问题，巩固好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对社会工作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三、现代化治理方略：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对于社会治理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共治的实践路径亦遵循着现代化的治理方略。从实践路径来看，积极实现政府行政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运用现代科技推进治理转型是推进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主要模式。在现实的发展中，党建引领社会共治亟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人、财、物等资源为社会治理服务，在降本增效中实现社会治理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积极实现政府行政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在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实践要求下，政府工作的重点主要有三个，一是对部分行政审批事项进行精简，二是建立完善的权力清单制度，三是对非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随着政府改革的逐步推进，市场和社会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这就代表政府简政放权工作真正意义上落到了实处，对微观经济事务也主要以宏观调控为主，以科学的方法协调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通过采取这些措施，让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了密切互动关系，社会各成员和相关要素也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工作中，使社会组织的结构组成更加合理化，创新创造能力更加强劲，组织管理方式也更加科学化，总体而言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所以，在党委、政府、市场和社会体系日益完善的条件下，单纯依靠政府或是市场的一元治理结构显然不适应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需要建立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模式，这才能更好地满足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
第二，推动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空间的理性联动。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实践逻辑在空间联动方面，既要扩大空间的治理格局，充分发挥党建的统领能力，实现城乡互动，又要“优化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格局，需要实现空间内权力、资本和情感的融合与平衡，进而提升空间品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空间的理性联动维系着社会治理结构的理性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继续不断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取得了许多新的重大发展成就，在坚定不移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推动下，经济增长实现了长足进步；
在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我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更加协调，劳动力结构和之前相比也更为合理；
社会形态变革使得城镇人口数量较大幅度增加，比农村人口数量更多；
治理结构的变革改变了以往存在官僚主义的行政方式，引导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
第三，运用现代科技推进治理转型。社会共治制度不能采取以往单一制度设计的模式，需要实现制度设计和现代技术的有机联系，采用最先进的治理手段，将技术理性和非技术理性统一起来，通过对权力的制约寻找到更适合治理现代化要求的发展方向。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系统和之前相比集成性更强、互动性更高、可以保证公开透明，也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往日政府管理中经常出现的黑箱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治理的目标性也非常明确。再有，社会共治制度更具优越性，这就极大的鼓舞了民众参与民主管理的热情。凭借现代信息技术，信息可以得到有效的收集，再通过新媒体传播出去，信息统计和分析的难度也极大地降低，这是当前政府经常采用的处理公共事务的方法。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简单的处理方法无法根治。要想开展社会建设就要吸收多方位行为主体的力量开展共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找到适宜的相处方法，而社会共治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它可以建立一种互动的监督和学习机制，对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进行肯定，正确处理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并建立更加科学和符合国情的治理体系。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逻辑内蕴着中国共产党以“共”的思维对于社会治理的整合力量，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政党、政府和社会主体构成了多元互动主体的新格局。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领导力量，并指导着政府与社会的积极作为，政府的简政放权对于充分激发社会力量具有良性的指导作用。在统筹“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的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略，亟需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中主动参与，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有别于西方社会由精英阶层所控制的国家机器与人民的二元分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共治的实践逻辑彰显着共建、共治、共享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价值。
[基金项目：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探索及其经验研究》（项目号：22CDJ017）的阶段性成果；
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政德建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项目号：21CDJ004）的阶段性成果；
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项目号：16ZDA10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4.
[2]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2004，1480.
[3] 菲利普·佩迪特著，刘训练译.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60.
[4] 高聪颖：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反思与调适[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2（05）
（作者單位：福州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1）
[作者简介：温欣，女，福州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
（责编：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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