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慧
[内容提要]近年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中国实践正在逐步取得成效，这一结果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探寻的治理之路是符合中国农村发展规律的。这规律便是党组织柔性地融入乡村治理体系中，并通过发挥动员功能、服务功能以及价值引领功能，来构建、优化和激活新时代乡村社会资本，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自治、德治和法治。可见，新时代社会资本才是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共同发挥作用的核心变量。该治理路径符合中国传统乡村治理逻辑，遵循了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探索，更是一种基于中国实践的社会资本生成的本土化探索。
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原始村落的面貌不复存在。原始意义上乡村的衰落不仅体现在乡村外在生存空间上的变化，而且体现在乡村原始社会结构以及乡村风俗习惯的变更上。当然，同处于现代化阶段的乡村因空间位置不同遭遇着不同的变化。一方面，靠近发达地区的乡村，城市化程度较高，原来村庄的自然界限已然消失，乡村成为城市社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偏远的山区在城市化“虹吸”作用下，资源逐步外移，乡村原有的文化结构以及社会秩序被肢解，呈现出“空心化”与“老龄化”状态。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的社区都是最基层的公共空间和生活场域，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也体现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1]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全国各地不断探索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新模式，也形成了不少的经验。从宏观角度来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党组织通过在各个组织体系中贯彻其政治意图，从而将党组织的触角伸向基层社会治理之中，最终形成“一核多元”的治理方式。二是针对行政系统条块分割的弊病，政党组织通过向基层社会赋权，增强基层治理力量，从而形成“赋权下沉”的治理方式。[2]从微观角度来讲，由于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在资源、文化以及管理上的差异，党建引领不同类型的社区治理逻辑和运作机制则不同。城市社区具有较多的行政资源，党组织通过将组织、资源、规制等结构性嵌入的方式进入基层社会治理。[2]而乡村社区具有传统的文化结构，党组织则需转硬性的嵌入为柔性的融入，发挥党组织的核心影响力，进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党建要真正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弄清楚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逻辑和运作机制是什么？它是如何解释党建引领在不同的乡村会有不同的绩效？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在现有的文献中，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分析，多元主体治理分析，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分析。[3]其中社会资本分析框架主要集中于从城市社区居民关系网络的构建和优化等方面来阐述推动治理的逻辑，而对于党组织如何构建和优化乡村社会资本的研究则需进一步推进，毕竟由于城乡历史、文化及行政资源的差异，城乡社区社会资本及治理的方式差别较大。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探索党组织融入传统乡村并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探寻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键变量。首先就社会资本的概念和起源进行讨论，并结合中国的实践理顺传统乡村治理逻辑，分析传统乡村的社会资本。接着分析党组织是如何构建和优化乡村社会资本，并通过激活新时代社会资本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文章最后探讨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关系以及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
(一)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概念在学界的共识为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行动资源。这种资源能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减少人际互动过程中因投机而产生的交易成本”。[4]本文借用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1993年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引入了政治体系，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能促进组织合作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等，从结构性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能减少管理成本，提高行动效率。[5]社会资本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结构层面的社会资本，一种是认知层面的社会资本。结构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各种关系构成的角色、社会网络以及形成的制度等；
认知的社会资本则是在结构关系中形成的体现在成员主观上的规范、价值、信任等。两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相互促进与构建。结构的社会资本促进成员交往，培育了规范和信任，进而促进认知层面社会资本的积累，更有效地约束网络关系下成员投机行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进一步稳固结构社会资本。这两种资本也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资本的构成部分。中国传统乡村是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村民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互动频繁，网络关系中的每个行动者之间都有联系。村落具有能量密集的社会资本。村民通过社会化以及亲密的社会交往形成了特定的规范，信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维持着乡村社会秩序。
(二)传统乡村治理逻辑
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既不依靠法律制度、也不依靠官方组织，具有独特的、自治的、内生性的特点。该治理模式运转的核心是宗族社会机制与伦理教化机制。乡土社会最初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地域空间。该地域空间经过世代的繁衍生息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依赖劳动力的农耕经济使得家族的地位逐渐凸显，并形成各种伦理关系和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族与宗法制度便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伦理的关键，也构成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差序的格局。在这种结构中，村民日常的生活实践以及惯习的沿袭就形成了与此社会网络结构相适应的伦理规范与风俗习惯，并规范和约束着村民的行为，进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进行乡村治理的效果。可以看出，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架构是宗法制度，这一制度依靠家族和宗族来维系。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手段是文化伦理教化，通过思想教化、文化熏陶、习俗沿袭等多种方式来对村民行为进行规训，从而使得村民从内心认可传统乡村建构的规则，进而从内部约束村民的行为，维系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工具是乡规民约。[6]乡规民约是从传统沿袭下来以及村民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多种规范，这些介于正规的法律和不成文的民俗之间的乡规民约是传统乡村治理的法制基础。[7]如果说社会资本是一种网络关系以及嵌入其中的行动资源，那么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所依靠就是丰富的社会资本。邻里的网络关系、宗族法制、差序格局等都是结构性社会资本；
风俗习惯、伦理规范、信任等都是认知性社会资本。
这种依靠丰富社会资本构建起来的富有生命力、内生性的乡村治理体系，虽是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具有封闭性，且在封闭性网络关系中嵌入的信任、伦理文化具有排斥性，这种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乡村的凝聚力，但是极具脆弱性。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在城市的“虹吸”作用下，部分村庄网络关系的封闭性被人口流动打破，宗族基础受到动摇，传统伦理文化受到冲击，乡村认同逐渐消失，乡村社会资本被削弱，乡村治理出现了困境。
针对乡村治理出现的困境，部分学者欲从社会资本理论中寻找答案。在社区治理中，学者大多认为社会资本依然是治理困境的关键，旨在“投资社会资本改变公共意识匮乏的‘德性困境’”[3]，来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但就社会资本如何生成却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政治性因素是增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必要动力。第二种观点认为社区组织等社会力量是构建社会资本的关键。第三种观点是个体邻里之间的关系影响社会资本的产生。这些观点针对城市社区治理注意到国家介入和社会力量培育的重要性，因为新的人类社区是地产开发商为了满足消费需求而制作出来的。这种被设计的地域空间缺乏社会变化的历史以及文化经济特色，社会组织力量的培育以及国家的介入会促进城市社区的多元共治。但是，不同于城市社区与西方公民观念，中国的乡村社会资本是在人情社会、等级差序的结构中形成的多种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生成逻辑的不同，就决定了在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上采取的策略不同。乡村社会组织力量薄弱，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利用社会组织来培育社会资本。同时市场对传统村落的冲击导致社会资本存量逐渐减少的现实决定乡村资本产生要借助外力——国家。“皇权不下县”的治理历史表明了行政力量的结构性直接嵌入并非妥当。因此，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既代表国家力量，又深入群众，并可以通过融入基层网络关系中来建构新的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社会治理。
(一)政党的角色定位——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核心
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传统社会资本存量逐渐减少，已经无法成为动员社会成员的力量。但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逻辑决定了乡村社会治理不同于城市社区，要依靠乡村内在的社会资本。这就意味着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就是要重新构建和优化新时代的社会资本，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乡村社会的现实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基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资本的构建和优化过程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首先，中国乡村在传统上社会组织力量本就薄弱，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组织力量发达，因此乡村社会资本的构建不能单纯依靠培育社会组织。其次，乡村属于基层自治单元[2]，行政力量较弱，国家力量直接介入不仅不符合现实情况，而且违背了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在当下构建和优化社会资本不仅要关注复杂的人情关系还要考虑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
既要合理地运用国家政权的行政力量，又要激发乡村治理的内在活力。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通过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早在获取全国政权之前就深深扎根于中国大乡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年代形成的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使得其作为乡村治理的权威力量，能够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的横向联系；
作为乡村与基层政府沟通的制度性桥梁，能够促进乡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垂直联系。基层党组织在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提供渠道和空间的同时，又通过培育公民，构建新的社会资本推动着乡村自治。
(二)政党柔性融入与乡村社会资本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后援队，在输出劳动力等各种资源的同时，传统乡村的治理模式面临“双重消解”：一方面中国内生性的乡土社会的治理体系被消解掉了，另一方面，1949年之后那种嵌入性的，依靠国家能力和政治动员而运作的乡村治理也被消解掉了。前者提供了内生性的，很有生命力的，在乡村自然生长的一套体系；
后者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消解后的乡村资源匮乏，基层政权弱化，经济产业发展滞后，村民再组织能力低下。为了突破乡村治理的困境，不少地方探索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并不断取得成效。从总体上看，党组织融入乡村治理体系的过程也是其发挥动员功能、服务功能以及价值引领功能从而实现经济引领、社会引领到政治引领的全过程。
1.经济引领与动员功能融入
市场经济对乡村文化的侵蚀改变了动员群众的动力，利益需求成为第一动力。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倒逼基层党组织想方设法带领群众致富，而这一措施也成功地动员了群众。笔者参加多地的调研发现，治理成效较好的村庄都有共同的“致富路径”。市场冲击传统文化纽带将村民变成原子化状态的同时，也为村民再次组织化提供了经济纽带。面对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资源的短缺，乡村发展经济的最佳路径就是“抱团取暖”。基层干部以及党组织对内利用乡村传统社会网络将乡村能人进行整合。对外将社会网络拓展到行政场域，获得发展援助与扶持。基层党组织经过精准定位产业，动员群众等措施再次将村民进行组织化。产业发展的组织化一方面拓展了获取资源的渠道，增加了乡村经济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加强了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基层党组织之间的利益联结。这种利益联结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统社会网络，村民之间由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拓展为业缘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在乡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但是这种新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伴随网络关系产生的信任等都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寄生于经济发展得以增量，但是非常脆弱，一旦经济发展失败，社会资本的存量将会比未新增之前还大幅度减少。这是因为，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已经难以与经济关系相比，经济关系的破坏很可能进一步影响原本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此，乡村经济发展顺利是乡村社会资本增量的关键，乡村产业顺利发展需要基层党组织的经济引领。
2.社会引领与服务功能融入
乡村发展产业，村民共同致富，这个过程是利用经济纽带将村民再次组织起来。在乡村发展经济的行动中，基层党组织主要发挥动员功能。然而，经济行动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经济发展，更需要党组织的服务功能，需要其从经济引领向社会引领过渡。乡村经济顺利发展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拉大了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村民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增多。另外，乡村发展过程中会面临资金、土地、技术等资源短缺，需要发挥群众的力量整合资源推进经济产业链升级。此时的基层党组织不仅是村民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更是处理各种纠纷、问题的治理者。只有将干群之间的经济关系转变为社会关系，凝聚群众的力量，才能更好地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在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包户”“大户带小户”“设立帮扶基金”等助推生活水平改善的措施减小村民收入差距；
以包容理解的方式处理村民内部矛盾。并搭建多种在场及数字平台，举办聚集性活动，不仅加强在场村民的互动，而且拓展了非在场村民的联系，增强乡村的凝聚力。
基层党组织发挥服务功能过程也是不断构建和优化乡村社会资本的过程。寄生于经济发展而获得增量的社会资本可谓是一种自发的社会资本积累，是一种伴随经济发展的主体间联系，具有较大的脆弱性。当基层党组织开始关注社会层面时，才是一种自觉的构建和优化社会资本的开始。一是结构性社会资本得到修缮与拓展。智能化平台的聚集性活动，加强村民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促使社会网络关系由弱关系逐渐向强关系转变。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新社会关系与旧社会关系相互交织，增加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度。同时，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得传统社会网络关系的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二是认知型社会资本发生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成的认知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价值等都是基于利益的基础，具有脆弱性，动员能力较弱。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以及扎根于群众的政党基因，促使干群之间的经济信任逐渐向情感信任转变，基层干部公信力进一步增强。
3.政治引领与价值功能融入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政治引领主要是通过价值功能融入来实现，核心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基层社会治理[2]。思想文化来源于社会实践，并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乡村现代化的实现不仅是农村产业的现代化，更是要有与现代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文化。在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通过举办多种形式会议或兴办乡村振兴大讲堂来开展思想政治、法律知识教育；
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创新理论；
通过制定乡规民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来培育乡风民俗。乡村思想文化历来是凝聚乡村的力量，更是动员群众的强大动力。乡村文化建设活动是乡村社会资本适应时代发展的自我变革，也是新时代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构建。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相应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大的凝聚力，但是这种凝聚力是建立在封闭性、排斥性与脆弱性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冲击下，该种文化由于缺乏对异质性的包容受到侵蚀，也阻碍了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新时代要利用社会资本进行乡村治理，就必须改变认知型社会资本，促使该社会资本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相对稳定性。
(三)激活社会资本，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基层党组织融入乡村的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发挥动员功能、服务功能以及价值引领功能促进新时代乡村社会资本的构建和优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相对稳定性的新时代社会资本的构建在乡村的发展中逐步推动乡村朝着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状态发展。
1.社会资本为乡村自治提供历史遵循
传统乡村治理是一种非国家直接管理的“自治”，这种“自治”与当前乡村的民主自治不同，它实质上是一种由少数人参与的乡绅治理模式。该种治理模式以宗族和家族为依托，以传统的风俗、文化、村规为工具，通过教化、举行仪式、世代沿袭等方式得到乡村普通民众的心理认同，并使得乡村成为具有较强内聚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丰富社会资本，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价值体系和不成文的制度体系，在乡村文化传承中绵延永续，发挥着稳定社会，维护秩序的作用，成为了国家最节约成本的治理方式[8]。这是现代乡村治理中理应充分吸收和借鉴的有益经验。乡村治理实行自治仍然需要依靠丰富的社会资本，但是传统的社会资本具有封闭性、排斥性，与当前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对乡村治理的贡献逐渐降低。
新中国成立后，合作社成为国家基层政权管理乡村公共事物的主要依托，乡村治理的模式由依靠社会资本的“自治”转向国家对乡村的直接管理，乡村发展和治理逐渐失去活力。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了村民自治，乡村再次实现依靠社会资本实行村民自我管理的治理模式，不同的是这种模式体现了直接民主。当然，这种治理模式遵循了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但是如果要适应经济的发展，激活乡村发展的活力，旧时代的社会资本必须重新建构和优化。基层党组织的融入使得乡村在市场经济及数字化背景下构建及优化新的社会资本。具有包容、开放特点的新社会资本成为村民自治的新文化因素，成为凝聚乡村共同体的文化纽带。
2.社会资本为乡村德治提供精神内核
我国历代皆重视德治。德治主张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是一种从心理上改造的教化方式。德治主要通过两种动力来约束人的行为，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一种是通过道德的宣传和教化，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认同规则，并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使其符合社会所鼓励的部分，这是一种向善的驱动。德治规范行为的另一种方式并不是个人内心认同而自觉行为的结果，而是社会其他人内心认同，从而对属于非道德行为进行零容忍来规范社会秩序，这是一种避害的驱动。无论哪一种动力，道德教化都必须在一定的文化影响与社会化影响中，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当文化环境中，向善行为不再有好的结果，不道德行为不再被惩罚，尽管社会依然宣扬德治，那么德治也难以发挥效果。
乡村治理亦是如此。乡村是熟人社会，既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又有世代相传的乡村文化，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为德治提供动力。熟人社会使得村民行为缺乏隐藏性，向善行为与不道德行为更易被传播与知晓，这将进一步影响村民的生存环境。对村民来说，向善行为和避害行为也能更快的转化为实际利益，如人际关系、社会荣誉及地位。因此，在社会资本丰富的乡村，村民因社会关系以及乡村文化的约束更易配合乡村工作，且易在具有高度异质性的乡村因文化纽带形成治理共同体。
3.社会资本为乡村法治提供基本保障
乡村法治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就必须提高乡村法治水平。传统乡村维护社会秩序除了依靠道德教化从心理上改造人的行为以外，还制定乡规民约从外在规范约束村民的行为。乡规民约为乡村法治推行提供基础。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规范、引导、评价等作用，其传达了对传统、符合乡村社会道德伦理的价值，具有易被村民接受的优势。法治的推行应以乡规民约为基础，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主导，不断健全和完善乡规民约，使其成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法治的重要抓手。结构社会资本为乡村法治宣传提供人才队伍保障。社会关系网络丰富的乡村依靠“乡愁”将处于不同地域的村民凝聚在一起，从而为乡村法律建设提供人才及物质资源的支持。认知社会资本为乡村法治运行提供道德支撑。法律的执行需要依靠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没有道德的支撑，再好的法律也不易执行。乡村是人情社会，受面子文化影响，伦理道德在乡村治理中一直起支配作用，这为村民懂法、守法提供了很好的文化氛围。
中央文件于2017年6月首次提出要探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9]。那么，要探索这种治理路径，必须弄清楚何为基层党建？何为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呢？所谓基层党建，就是在党的基层组织做好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10]。所谓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指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引导带领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其中，在城市社区，党组织主要通过行政资源的直接嵌入来提升管理绩效；
而在农村社区，党组织更多的是通过柔性融入的方式来激发乡村治理活力。
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已经取得部分成效，学术界对此研究较多。总体是从宏观上总结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的机制，但是就党建与现代化治理相联系并从微观角度解释其机制的研究仍需推进。因此，党建与基层治理什么关系？大力推进党组织建设就一定能推进基层现代化建设吗？通过本文研究，答案是未必。党组织融入基层，是遵循了乡村治理传统逻辑来构建和优化社会资本，通过激活社会资本进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中间的关键变量是社会资本。这里需要强调一下，这个结论仅针对乡村，而非包括城市社区的基层，毕竟城市社区社会结构和文化历史都不同于乡村。
基层党组织通过发挥其动员功能、服务功能以及价值引领功能来构建和优化社会资本的治理路径符合中国传统乡村治理逻辑，遵循了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探索，更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社会资本生成的本土化探索。党组织推动具有封闭性、排斥性、脆弱性的传统社会资本向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新时代社会资本转变，这一方面是社会资本顺应时代的自我变革，另一方面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中国共产党深扎根于群众的“政党基因”决定了党建与基层治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基层党组织是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前者需要后者为其提供锻炼机会。而基层治理也需要党组织的能力提升来推进治理体系优化。另外，两者的结合离不开乡村社会资本的构建与优化。新时代社会资本通过吸引人才、资本等要素回归、培育社会组织、增强公民主体意识来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就基层党组织而言，融入基层激活社会资本，不仅扩张了基础政权，扩大了群众基础，而且推动治理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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